■民进中央：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面向“十五五”以及更长一段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传统产业依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本盘，应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当前，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仍然面临转型动力、能力、合力不足等问题。为此，建议：

　　深化传统产业基础性作用认识，提升转型动力。进一步明确传统产业的基础性作用地位，解决传统产业矮化弱化问题，把发展地方优势产业放在应有位置。坚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把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纳入产业现代化的标准体系。坚持产业服务于民原则，推动形成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转型动力，依托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结合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与智改数转、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及数据要素开发等工作，结合不同需求、在更广泛领域开展试点。设立中小企业转型专项基金，建立转型风险评估体系，开发转型保险产品，不断增强传统产业企业转型信心。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转型能力。要结合技术特点，更好发挥企业主导技术攻关的市场适配、科研投入与产品迭代互促优势。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由政府提供务实管用的政策引领与制度保障，稳定好市场主体预期，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基础研究支撑，金融机构提供资本供给与风险缓冲，上下游企业共担产业链配套研发与市场验证功能，协同实现技术突破。加快构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供给体系，设立国家工程科技基金，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更好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推动构建专利池、知识产权联盟，探索推动运转良好、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强的转制院所增强公共服务能力。高度重视产业升级带来的岗位替代加速演进问题，把构建人机协同就业新形态作为重要方向，加快识别岗位替代高风险类别人群，开展针对性培训，帮助劳动者适应技术变革。

　　健全转型升级体制机制，强化转型合力。把提升企业效益放在首要位置，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加快税制和征管改革，理顺相关主体的协作和利益分配机制，促进技术分级、产品分代、均衡发展。开展促进传统产业转型的立法调研，尽快修订《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增加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支持条款，研究、制定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专项法规，构建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落实优质优价采购政策，健全免责机制，利用当前特殊国际形势，引导市场加快接受国产替代，形成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市场反馈的良性闭环。加快研究制定《商业秘密法》，健全数据产权基础制度，激发企业创新动力。

　　■农工党中央：

　　深入实施“双碳”战略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虽然取得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但距离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传统能源消费量持续增长，导致实现“双碳”目标任务更加艰巨。为此，建议：

　　加强规划衔接，统筹优化能源发展布局。一是坚持“全国一盘棋”，构建“国家统筹、部门协同”的顶层设计机制，建立统一规划标准与数据共享平台，优化能源多元化布局，推动能源本地自平衡和跨省区配置，确保地方规划与国家战略无缝衔接；二是建立“国家统筹、区域协商”的跨区域能源协作机制，促进西部地区能源高质量发展；三是推动产业融合，实现生产与消费协同，促进就近消纳，深化能源与交通、工业、建筑等领域深度融合，从终端用能侧推动能源结构优化。

　　优化能源结构，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一是加快能源转型，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陆上与海上、就地消纳与外送消纳、单一开发与多能互补并举；二是加强电网建设，提升资源配置与调节能力，强化网网互联和省级网间互济、共济，切实提升跨省跨区域电力输送能力；三是促进存储消纳，完善电力需求响应机制，建立健全电力需求响应市场，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和可靠性，加快建设智慧能源平台，推进电源侧、电网侧、负荷侧、储能侧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能源智能调控体系。

　　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一是夯实碳排放统计核算数据基础，进一步完善能源基础统计制度，加快建立各级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规范数据质量管理；二是探索大尺度高精度监测手段应用，构建联合技术攻关机制，推动构建覆盖面广、科学性强的整套模型体系，在此基础上协同推动有关标准体系的研究制定；三是加强碳排放统计核算信息化能力建设，建立数字化碳排放信息共享机制，提高碳信息和数据利用效率，促进产品碳排放核算结果的公开透明。

　　积极稳妥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一是循序渐进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分阶段、有步骤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行业覆盖范围，健康有序发展碳金融；二是强化数据质量监管力度和运行管理水平，建立完善“国家—省—市”三级联审制度，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和征信惩戒管理机制；三是扩大自愿减排交易范围，加快构建体系完整、科学规范的碳排放、碳汇计量监测核算体系，探索建立“碳普惠”等公众参与机制，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碳市场的标准和规则。

　　建立完善的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和因子库。一是加快我国重点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建设和充实，加强产品碳排放核算与计量方法的研究和国际衔接，尽快建立完善国家数据库，推动省级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建设；二是拓展碳足迹、碳标识在跨产业链、跨地域的应用场景，建设产品碳足迹集中披露平台，增强碳足迹信息透明性；三是强化国际规则对接，推动国际互认，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九三学社中央：

　　深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改革

　　推动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为实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高等教育需发挥龙头作用，其评价制度也亟待改革创新。为此，建议“十五五”期间深化改革，加快完善自主科学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

　　以“帽子”问题治理为抓手，构建教、科、人一体化评价体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深层矛盾，需在更高层面统筹规划推进。应围绕一体化评价体系建设，整合三方面评价要素，建立统一的人才和成果评价标准。同时，持续深化科教领域“帽子”治理，逐步精简各类人才“帽子”，推动人才评价从行政主导回归学术共同体自主的同行评价。淡化人才“帽子”效应，严禁“帽子”与个人待遇、学术资源分配挂钩，仅保留其荣誉属性与示范作用。

　　推进高校分类评价改革，打造“五指山”式差异化评价格局。加快构建适配不同类型高校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依据办学定位与发展目标设置差异化评价内容及权重。其中，一流研究型大学侧重基础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应用型大学更侧重应用研究、职业技能培养及高素质产业技术人才培育贡献。结合学校特色、学科特点与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学科评估，并赋予学校更多评价自主权，设置“自选”“自定”“自述”指标，避免以统一标尺限制发展空间，全面公正反映各类高校优势。

　　综合量化与质性指标，构建多元评价主体格局。综合运用量化和质性评价指标，抑制评价维度膨胀和异化。评审资助项目时，引导评审人减少对论文数量、科研经费等量化指标及申请人过往成绩的关注，更多聚焦“代表作”质量、新问题提出、技术路线及解决方案的创新性与可行性。同时，优化评价主体结构，改变政府直接主导的格局，规范管理第三方评价机构；扩大评价主体范围，引入毕业生、企业雇主及社会相关人士参与；遵循“谁用人谁评价”原则，减少评价层级，将评价主体下移至教授、团队等一线创新主体。

　　聚焦未来关键指标，建立适配“三融一化”的新型评价体系。一是强化科教融合评价。设置服务国家战略领域毕业生比例、学生参与重大科研任务程度、面向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等指标，强化教学与科研协同，关注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二是完善学科交叉融合评价。引入学科融合度、贡献度、创新性加权等方法，允许交叉成果双向认定；对创新性强、风险高但共识度低的项目，实行长周期与分阶段评价相结合，鼓励潜力探索。三是强化教科产融合实效评价。重点考察教科产融合是否“真落地”，设置深度合作企业数量与质量、校企联合培养项目覆盖度与深度、企业导师作用、产业导向课程开发、学生接触产业前沿情况、科技成果转化与创业孵化等指标，推动师生面向产业一线干事创业。四是关注高水平对外开放评价。将高校参与国际重大科研项目、与世界一流大学合作、全球高水平师资聘任、国际合作实验室建设等纳入创新能力指标；完善国际人才引进培养、师生海外研修、深度文化交流等高水平人才引育指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孙继业：

　　以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重要部署，为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就落实全会精神、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四点建议。

　　以全链条创新为核心，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所在，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通创新全链条。一是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建立“卡脖子”技术动态清单与攻关优先级，推进大科学装置等“硬设施”与自主科研数据库等“软设施”建设，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布局重大专项，撬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二是健全转化机制。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完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应用验证”全链条服务，通过首台（套）政策与政府采购，促进技术多场景应用迭代。

　　以三类产业协同为抓手，构建现代化产业载体。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落地依托，需统筹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传统产业转型上，全面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改造，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兴产业培育上，科学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产业，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在未来产业布局上，聚焦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健康等六大领域，精准培育高潜能新赛道，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等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育才用才为支撑，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必须构建“引育用留”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体系。自主培养方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立科技需求牵引的学科调整机制，超常布局交叉学科与急需专业，推动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协同育人。人才引进方面，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完善海外人才支持保障，在签证居留、待遇保障、招聘流程等方面创新突破，打造全球创新人才汇聚之地。使用激励方面，坚决“破四唯”，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赋予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与经费支配权，完善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与收益分配机制，让人才价值充分彰显。

　　以深层次改革开放为动力，优化发展制度环境。制度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保障，需通过改革释放活力、开放拓展空间，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外部生态。一是优化要素配置，完善政府引导基金容错机制，发展科技金融与多层次资本市场，深化数据确权交易制度改革。二是营造公平环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整治“内卷式”竞争，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监管机制，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三是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以开放促创新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系统工程，要以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强化顶层设计，紧抓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让科技创新有动力、产业发展有载体、人才成长有舞台、制度环境有支撑，营造科技创新良好生态，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作者：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山东省委会主委，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寿子琪：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为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

　　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更有空间。一是释放民营企业科技潜能。重点培育一批原创力强的产业链主导企业，协同各类主体共同打通创新全链条。完善科学技术资源开放共享机制，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科学仪器、算力、科学数据、生物种质、实验材料、应用场景等资源更好开放共享。二是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迈进，在巩固存量、拓展增量、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功夫，加强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分行业制定转型升级指南和标杆案例库，设立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发展的专项扶持基金和贴息贷款，为转型升级中出现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留足发展空间。

　　护航全球化布局，确保民营企业应对挑战更有底气。一是构建多元化出海服务体系。动态发布各国投资优化政策、潜在合作领域和投资环境风险，提供“一国一策”的精准指引。强化驻外使领馆及各类驻外机构的协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和咨询机构。二是丰富跨境金融服务产品供给。形成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为主渠道，商业银行、清算机构等多渠道共同发展的跨境支付体系。优化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管理政策，推动银行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资金池服务。三是发挥商会组织等民间沟通渠道作用。创建“走出去”民营企业联盟，促进企业间经验共享与互利互助。争取商会进入该行业领域的国际组织体系，提高商会在其行业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民营经济提质增效更有保障。一是保障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严格规范政府行为，在市场准入、资质认证、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方面明晰行政行为的准则和边界。优化政府采购平台管理，建立适应采购人多元化需求且鼓励创新的交易制度，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等的支持力度。二是同等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建立健全跨地区、跨部门的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案件移送等协作机制，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拖欠账款投诉处理和监督问责机制，建立健全不良网络信息监管机制。三是规范自身发展，提升合规能力。加强思想引领，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正确理解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积极践行法律法规。推动企业自律、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有效融合，营造有序竞争、诚信守法的良性市场氛围。

　　（作者：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刘艳：

　　推动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

　　赋能老龄社会可持续繁荣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为推动银发经济与金融体系融合发展提供了行动方向。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持续加快，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和养老市场规模还将快速扩大，为养老金融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然而，当前仍存在养老金融的供给侧有效性不足、金融服务适老化不足、养老金融的商业模式尚不成熟等问题。为此，建议：

　　完善顶层设计，健全养老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议在国家层面统筹研究制定《养老金融发展规划（2026—2030年）》及专项行动方案，明确养老金融的定位、发展目标与政策导向；各地可结合实际建立养老金融协调推进机构，统筹政策设计、资源配置与项目落地，推动形成全国一体化布局。探索养老资金投资的国家担保制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收益率，支持资金优先投向安全性高、回报稳定、社会效益突出的公共项目与产业领域。鼓励金融监管机构、地方政府与行业协会加强政策协同，推动养老金融的法治化、标准化建设，确保在稳健运行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创新产品体系，丰富养老金融供给结构。依托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开发与老年人生命周期、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如跨代养老保险、稳健型养老基金、定期分红债券、养老目标日期基金等，突出低风险、低波动、抗通胀特性，帮助老年人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大力改善老年人的金融消费体验，推动金融机构探索发行子女与老人联名信用卡，共享信用额度，兼顾家庭联动与安全监管，对老年客户实行信用卡手续费优惠。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重建信用评估体系，依据信用记录和消费流水而非年龄本身授信。推动试点城市打造“银发友好型金融服务示范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促进金融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适老化服务。

　　发挥资本优势，培育可持续的养老金融生态。宣传引导耐心资本进入银发经济领域，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构建多元化的养老金融投资平台，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PE）、并购基金等，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养老、健康、智能护理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培育一批以养老金融为核心业务方向的投资基金和专业机构，吸引国内外资本长期投入。加强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与养老服务融合，推动智慧养老、医疗保险、康养地产等领域的金融创新。引导资本树立“赚稳钱”的长期理念，鼓励投资者重视稳定回报与社会责任并重的投资模式，支持具有长期成长潜力的养老服务企业在国内外上市，形成可持续的养老金融产业生态。

　　（作者：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上海市委会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张桃林：

　　强化城乡融合和科技创新

　　加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加强城乡统筹和科技创新，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三方面建议：

　　坚持不懈夯实粮食安全根基。面对粮食需求增长与资源约束趋紧等矛盾挑战，一要强化农业生产与资源格局适配。针对农业资源时空变化，组织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区划，健全农业资源台账制度和动态监测网络体系，优化调整农产品生产布局、种养组合和耕作制度。二要更加注重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切实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和气候韧性。持续推进黑土地及酸化、盐碱化等退化土壤治理修复。加强政策引导与技术指导，推动农业经营主体更多应用轮作休耕、种养循环等现代生态农业模式和智能变量施肥、高效节水灌溉等绿色低碳技术。三要充分调动农民与粮食主产区积极性。加强补贴、价格、保险等政策统筹，探索建立同生产成本挂钩的补贴触发机制，强化粮食进口的数量与节奏调控，开展高油大豆等优质农产品的分级定价收储。改进涉农统计考评，调整大豆、青贮玉米和饲草等作物的粮食折算系数，更好反映粮食安全贡献。

　　构建完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抢滩布局。一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支撑引领。围绕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和创新链，加大对现代生物育种、智慧农机装备、绿色低碳生产、农产品精深加工以及合成生物学、农业传感器等产业科技瓶颈弱项的科研攻关力度，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二要完善产业联农带农增收机制。强化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及体系建设，增强对小农户的带动与服务能力。持续加大对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经营主体的税费优惠和奖补支持力度，并将扶持政策同提供服务、带动增收等实绩挂钩，让农户更多分享发展成果。三要强化产业资源要素统筹保障。加强县域乡村产业规划布局与政策集成，通过建设产业园区、财税金融联动支持、专业技术人才交流等多种方式，不断壮大县域富民产业。

　　加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人为核心、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一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进一步放宽中小城市落户限制，积极总结推广进城落户农民“三权”自愿有偿退出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对人口流入地的支持力度，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保障水平。二要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加强县域统筹规划，加快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互联互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三要构建农业农村多元化投入格局。加大财政投入对乡村倾斜支持力度，深化政银企协作配合，聚焦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融资项目库、需求白名单等投融资对接服务，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

　　（作者：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

　　■屠海鸣：

　　彰显中国智慧 坚定前行步伐

　　通过认真学习全会精神，我深刻认识到，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脚步更加坚定自信，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加从容智慧。

　　中国前行的脚步更加从容自信。“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尽管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有坚定信心应对挑战。

　　这信心，来自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深厚的人民情怀，引领“中国号”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24年9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2025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次宏观调控“关键时刻的出手”，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勇气和智慧。

　　这信心，来自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就在全会开幕当天，中国经济数据出炉：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同比增长5.2%，体现了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超强韧性。

　　这信心，来自于中国拥有的“四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放眼全球，中国的四大优势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

　　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更具智慧。《建议》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这个主题，提出了12项战略任务，还有许多新提法、新论断、新理念，充分彰显“中国智慧”。

　　《建议》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而“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相关表述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二者对比，变化很大。以前，我们站在中国看开放，现在是放眼世界看开放；以前着眼于“范围、领域、层次”，现在着眼于“制度”；以前是国际贸易的参与者，现在是国际贸易规则的维护者；以前是“实现互利共赢”，现在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下一个五年，中国开放的站位更高、格局更大、视野更开阔。

　　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建议》提出：“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十四五”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历史性成就。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应对风险挑战、推进发展才有“主心骨”。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地加强自身建设，坚定不移地带领人民团结奋斗，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作者：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

　　■龚建明：

　　协同推进“人工智能+”行动

　　赋能“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是“十五五”规划重中之重。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科技创新中，人工智能发展是关键所在。四中全会提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关于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国务院于8月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旨在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深度融合，重塑生产生活范式，加快形成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为确保“人工智能+”行动取得实效，需要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推进机制，整合政府、市场、企业、科研机构等各方力量，形成治理、数据、人才等要素的协同效应，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

　　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人工智能+”协同推进机制，形成“中央统筹、地方探索、企业创新”的三级联动体系。形成定期会商，共同制定和落实各行业领域的“人工智能+”专项实施方案。政策制定应体现“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的原则，为创新留足空间，同时守住安全底线。特别是要关注广大中小企业的需求，通过设立专项扶持基金、搭建区域性公共服务平台等方式，降低其技术应用门槛和转型成本。

　　强化数据要素供给。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特别强调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这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尤为重要。数据是人工智能的核心生产要素，应当率先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取得突破，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流通制度，为“人工智能+”行动提供充足“燃料”。

　　深化产教融合，夯实人才根基。人才培养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高校要优化“人工智能+X”的交叉学科设置，培养既懂AI技术又懂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面向传统产业从业人员的数字技能培训和再教育，帮助他们适应智能化转型。同时，要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政策，吸引和留住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人才。

　　（作者：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原专职副主席）

　　■徐彬：

　　以高水平互联互通

　　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云南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断发展，具有强劲的后发优势。建议：

　　强化“硬联通”，构建综合立体国际大通道。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南向国际陆海大通道建设，实现与周边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一是持续发挥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的示范作用，推动“澜湄快线+”系列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培育打造物流大平台，建设多层级物流枢纽、跨区域物流服务网络、国际班列集结中心。二是巩固拓展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际道路运输试运行和中越公路跨境直达运输活动成果，提升国际道路运输服务能力。三是加快打造昆明国际航空枢纽，着力构建覆盖南亚东南亚各国首都、主要经济中心、旅游中心的航空运输通道。

　　优化“软联通”，推动口岸建设扩能增效。以制度创新、标准融合与数字化应用，驱动口岸通关和物流服务效能全面提升。一是积极推动制度规则衔接与标准互认。成立国家级跨部委协调机制，统筹外交、发改、商务、金融等部门力量，解决推进中的重大问题。积极探索国际及区域国别贸易规则，消除跨境贸易隐性壁垒，提升主体地位。对内要形成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加强省际的关务、银行、进出口业务等沟通协作，不断提升探索贸易规则和参与执行贸易规则的能力。二是不断提升通关便利水平。推广全国通关一体化，推行“两步申报”“提前申报”“附条件提离”等通关模式。通过智慧口岸与数字化平台建设，构建口岸智慧化管理新模式，实行入境货物提前申报及“铁路快通”等新模式。构建“口岸+通道+市场”等开放组合，全面提升口岸便利水平和承载能力。

　　促进“心联通”，夯实人文与社会根基。继续拓展与周边国家经济、科技、教育、人才、医疗、减贫、文化等交流合作，不断打造沿边睦邻、安邻、富邻新样板，让高质量联通可感可及。一是加强教育领域合作，鼓励与周边国家学校开展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交流，开展联合培养和联合研究，适当开展学历互认合作。二是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加强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防控、卫生应急等领域的合作。积极开展“光明行”等义诊救治活动。三是加强减贫与乡村发展领域的政策对话与经验分享，鼓励举办好各类国际论坛，与周边国家共享减贫治理和乡村振兴经验。四是搭建文明对话平台，深化创意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等合作，深耕厚植民意基础，不断夯实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与社会根基。

　　（作者：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云南省委会主委，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