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因应了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高层次需求，是国民福利水平升级的体现。但是在实践中应当及时发现问题，厘清含混的观念认识，释放市场潜能，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行稳致远。以普惠养老服务为例，不能无条件保证“低价”，这样既让财政不堪重负，还容易滋生经营主体对政府的“依附性合作”，懈怠经营创新与竞争，更倾向于降低服务质量以压缩成本获利，甚至追求补贴套利，偏离了服务供给初衷。因此，与基本公共服务相比，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更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探索行之有效的服务建设运营模式。为此，建议：

　　一、澄清认识。公共服务可划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全体人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要的公共服务，由政府保障供给；而非基本公共服务则是为了满足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共需求、保障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所必需，但市场自发供给不足的公共服务和产品，如高于社会保险水平的高福利等，由政府通过支持公益性社会机构或市场主体，增加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推动重点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发展，实现大多数居民可以承受价格、付费享有。一是正确理解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其“公益性”体现在需要政府予以公共资源的保障，包括配置公共资源（如公用场地）、财政投入（设施建设及运营补贴等）。需要采取以政府有限合理的投入、由市场化运营的模式，政府与市场分工合作实现服务。二是松“低价”之箍。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价格应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相当，适应大多数居民可以承受价格付费享有的标准。加之财政投入和补贴，普惠目标人群还享受到相关服务补助（如优惠券），可以理解为低于市场供应价格的“低价”。但此“优惠”受当地财力限制，因此低价有下限。三是厘定“购买服务”边界。明确“购买服务”中，买方出资包括各级投入的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的总和；购买内容是指定要求的、经营机构所能提供的部分服务，并非也无法买断其全部经营成果。在此基本共识下，政府部门与经营主体各司其职，在满足购买协议的前提下，承认经营主体获取经营溢出的利益。

　　二、改进政府与市场合作方式。一是显化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共投入。各级政府补贴、奖励，公共资源配备，及其他相关费用支出等都应统筹计入公共投入，并规范各项普惠性服务的年度支出及其用项。让各级财力投入用项明白、投入可控，确保政府投入不偏离服务目的。购买的服务可核算、成本锁定，经营主体的得益与责任清晰，也可避免其推诿经营不善的责任。二是完善“服务协议”。包括明确：财政投入数额、方式，公共资源配置的内容、使用形式；“普惠”服务的水准（按照当地财政及公共资源可承担的能力，由市场价格来推算，协商设定）；普惠目标人群优惠的力度（由公共资源和财政投入等加权折算价位），并规定优惠在目标群体享用服务之时兑现，以防止服务目标失准。三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财政投入和场地、设施协调落实等之外，还要对各项能够加大服务供给的各种建设需要（如连锁经营、老人助餐之中央厨房配备等），予以积极支持。同时，要更加注重运营监管，包括监督服务协议执行，还针对服务类型倾斜式加强监管，如老人助餐，要优先保障食材可靠、餐品安全，防止价格欺诈等。

　　（作者：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原副主席）